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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又称太伯，是周太王公亶（dǎn）父的大儿子，也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。
泰伯奔吴
，是指在周太王确定季历作为周的继承人后，太伯与仲雍两个人为了避让继承权，迁居到当时的荆蛮之地，建立勾吴。
在歌颂周部族的早期开拓史的《诗经·皇矣》中，对太伯的开拓功劳也进行了肯定，“
帝作邦作对，自大伯王季
”，这里的帝指周太王，“作”是指兴建，“邦”是指国家，“对”是指疆域。而大伯和王季便是指泰伯和周王季历，这里是肯定他们开拓疆土、兴邦建国的功绩。
孔子也对泰伯的行为大加赞赏，“
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
展开剩余91%”，孔子认为泰伯做了三让天下的事情，让民众大加称赞。
而当将那段历史与其他材料结合起来时，就能够发现这件事情背后更加符合现实的故事。
周国初建
在公亶父作为周国的首领时，周国面临昆夷、獯鬻（xūnyù）、串夷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，因而不得不进行迁都，将周国的都城迁移到了岐山周原。《诗经·緜》便是记载了当时公亶父率领周人从豳（bīn）迁往岐山周原进行开国的过程。
通过公亶父的努力，周人从窑洞或地穴里面居住，变成了在地上的房屋居住，建立了宫殿、神社、大道等最后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都城，并且建立了初步的国家制度，对自己的臣民进行统治。
周人，在公亶父的手上，从一个零散的部落民族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。
而且，这个时候周人也不再是商人征伐打压的对象，成为了商朝分封统治的诸侯国之一。
有了商人的支持之后，周国迅速发展起来，面对游牧民族的侵扰也有了抵抗之力，整个周国产生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壮大气象。
想要维持住周国的发展，便要选定一个优秀的继承人。公亶父拥有三个儿子——泰伯、仲雍、季历，如何在三个儿子中间选定继承人，便是公亶父要考虑的事情。
而泰伯奔吴，便发生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。
三让天下
泰伯奔吴的动机流传最为广泛、也最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原因，是因为泰伯知道弟弟季历十分贤能，而且有一个拥有圣德的儿子姬昌，因而选择离开周国，将周国的王位让给了季历。
孔子赞叹泰伯的品德，认为泰伯三让天下为至德，也就是说泰伯做了三次让出王位的事情。这三次是：
第一次让天下
，泰伯体察到了公亶父想要传位给季历的心思，然后便借口采药，带着二弟仲雍来到荆蛮地区，而当地人认可他们的贤德，纷纷归附他们，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部族，名为“勾吴”。
第二次让天下
，在公亶父去世之后，泰伯与仲雍回到周国奔丧，季历与群臣要求泰伯接任周国的王位，泰伯再次推辞不受，料理完公亶父的丧事之后，与弟弟仲雍再一次回到“勾吴”。
第三次让天下
，季历继承周国王位之后，带领周人不断开拓土地，征伐周围的部落与诸侯，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满，被商王杀害。泰伯再一次返回周国处理丧事，这一次是姬昌要求泰伯继承王位，而泰伯再次推辞不受，处理完丧事后返回。
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，符合儒家推崇的兄友弟恭、有德者得天下的道德标准，而且泰伯让天下的对象，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，这更是将其过程变成了广泛流传的故事
。
只是，这个故事充满了美化以及从后看前的角度，反而失去了历史本身的真实感，特别是作为后人看待周文王的功业时，不自觉得会将“圣德”置于其身上，便也觉得当时的人可以看出周文王的“
圣德
”。
如果站在不知晓周文王今后所取得的功劳角度看，才能够真正的看明白这一次事关周国权力继承的安排与布局。
“奔”字另解
古人载史，向来注意微言大义，一字一句间反映事情的本质，比如最为著名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专门解释其义：
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
。
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，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；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，所以用“克”字；称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；称庄公有杀弟的意图，不说出奔，是责备庄公的意思。
而在泰伯这件事情上，使用“奔”字，便是说明了古人对泰伯并未继承周国的怀疑，朱熹便认为“
大王因有翦商之志，而泰伯不从，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。泰伯知之，即与仲雍逃之荆蛮
”。
只是这种观点，是以后世的角度分析，知道了周国最终覆灭商朝，进而在认为公亶父时代，周国便是想要“翦商”了，然而从公亶父所做的事情来看，当时的周国，更多的是想要生存下去。
如果公亶父时代便有了“翦商之志”，他们也没必要被游牧民族逼迫的迁都。
如果真的泰伯和仲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出逃避难，周人也不会在歌颂周王功绩的诗歌中，称赞泰伯的开拓之功。
继承周国
后人认为泰伯是属于公亶父的长子，天然拥有继承权，只有他和弟弟仲雍离开后，公亶父的三儿子季历才能继承周国。
这种视角便是充满了后世“嫡长子继承制”的思维，然而
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，却要到宗法制度诞生之后才会有，而宗法制度是属于周朝建立后确定的核心制度之一。
也就是说，在商朝时期，周国的统治初期并不一定有宗法制度，泰伯作为嫡长子，并不一定是周国的法定继承人。
比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世系，
王位的继承便存在“父死子继”和“兄终弟及”的双轨制，并非一定需要嫡长子继承。
那么，公亶父选择继承人的角度，也就不存在遵从某种制度传位给泰伯，更多的是需要从周国发展的角度来考虑。
公亶父迁都到岐山周原，是因为游牧民族的袭扰，而建立周国之后，并没有完全杜绝游牧民族的袭扰，那么，他所担心的事情就是周国无法抵抗袭扰，再一次迁移的情况。
因而，
泰伯与仲雍离开周国，前往荆蛮地区，也是为了寻求周国另外发展的地方，为后面再次迁移探寻目的地。
只是，公亶父并未料想到周国会在岐山这里站稳脚跟，逐步发展了起来，并且逐渐有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实力。
然而，在周国逐步发展的过程中，三儿子季历由于留在周国国内，全方面参与了周国的发展建设，自然是更加受到周人的认同，继承王位也就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对于公亶父来说，
在周国建设初期选择年长的泰伯与仲雍进行开拓，留下年幼的季历辅助自己建设周国，是最为正确、也是最优的选择
。
因为谁也不知道周国会不会再一次受到侵扰，不得不继续向周围探索，选择新的栖息之地。
等到周国发展起来时，那么熟悉周国方方面面的季历，就成为了最好的继承人。
在周国发展起来后，泰伯也明白哪怕回去，自己也没有办法继承周国，因而便选择了留在荆蛮之地，继续开拓新的国度。
直到公亶父死后，泰伯与仲雍才选择返回周国处理丧事，而这个时候，哪怕季历将王位让给泰伯，泰伯也知道自己坐不稳王位。
毕竟，几十年不见，周人与他便是如同陌生人一样。
同样，在季历死后，经过两代人的努力，泰伯更是没办法和自己的侄子姬昌竞争，也只能返回自己开拓的“勾吴”。
泰伯与仲雍完成对勾吴地方的开拓之后，因为无子，所以传位给了仲雍。
其实勾吴作为双方共同开拓的地方，就像是两人合股开公司一样，仲雍本身便有勾吴地方的继承权，甚至要比泰伯的儿子更加合适
。
为了维护开拓区域的稳定，作为仲雍反而更加合适成为勾吴地方的“王”。
勾吴与虞
在春秋末期，便有勾吴是吴国前身的说法，但是如果分析周国的所在，便明白在当时周国（陕西宝鸡）初建的势力并不可能达到吴国（江苏无锡）的所在地。
从周原到吴国，跨越了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，对于刚刚建国的周国来说，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也只有周公完成了东征之后，才能将周朝的统治范围扩大了吴国所在地。
周武王克商之后，将分封虞仲（仲雍的曾孙）在虞国，“虞”字从“吴”，古“虞”、“吴”读音相同，实为一字的分化。
虞国所在的位置为如今的山西平陆附近，而此地紧邻周原（陕西宝鸡）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
既可以向北开拓，向东又可以进入商朝京畿地区，向南越过黄河可以进入洛水流域
。
同时，《诗经·皇矣》中的“帝作邦作对，自大伯王季”中的“作对”，也是说明双方能够相互扶持。
因而，虞国才是泰伯与仲雍所开拓的地方，在周朝建立后也是一直守卫周王畿的强力诸侯，直到春秋时被晋国利用假道伐虞之策灭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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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国认为自己是泰伯和仲雍的后裔也并没有错，在江苏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宜侯夨（cè）簋（guǐ），其上铭文记载了王令虞侯迁移到宜，转地分封，其分封赏赐的规则甚至超过了为周王室立下大功的诸侯伯长晋文公。
这说明当时的周王希望虞侯能够像其先祖一样，继续为周王室开拓新的疆域，只是随着西周末年周王室势力的衰弱，宜国被东夷部落攻破，直到后来吴国建立，才重新成为周朝的势力范围。
泰伯奔吴，虽然并非是儒家所推崇的圣王治天下的模版，却也不是勾心斗角的权力博弈斗争。
它是一次周国为了自身延续所做的开拓选择，是为了周国发展而做的备用方案。
泰伯并非是让出了天下，但他努力为周人开拓新的区域，支撑了弟弟季历在周国的发展，他的“勾吴”成为周人向东开拓的据点，为周文王的“翦商”做好了铺垫。
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存在让人称道的推让天下的至德，却也有相互扶持发展的兄友弟恭，也正是他们的相互扶持，才让周国在新的土地上站稳脚跟，蓬勃发展起来。
泰伯的功绩并未被周人忘记，正如《诗经》中所歌颂的那样，因为他们兄弟们互相合作，才能福禄没有丧失，最终包有天下。
帝作邦作对，自大伯王季。维此王季，因心则友。则友其兄，则笃其庆，载锡之光。受禄无丧官方配资平台，奄有四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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